终于，老婆向我提出要买一台苹果的iPhone4。按照她的话说，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她必须都要拥有带苹果Logo的一样东西。我说，文化衫行不行？她说，不行！我就试图告诉她，iPhone有什么好？街上十个女的有九个手里拿的是iPhone——也不知道是正版的还是山寨的，总之太TM没个性了。老婆想了想，很认真回话说：“我想做第十个……”
为何女人都想要iPhone手机？这是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早些年有一次和几个在博世公司就职的朋友在外面吃快餐，突然迎面走来一个时髦的女子，挎着一个LV的包。走近之后，她向我们问路，请问XX路公交车站在哪里？一个朋友给她指了路，她谢过之后急急忙忙就去了。朋友一直目送时髦女子的背影，我们讥笑其色心泛起，他摇摇头：“我在想啊，一个挎LV皮包的就算不自己开车，也应该打车才是，为何要挤公交车呢？”
后来我结婚了，结婚前老婆将一个价值8000元的正版GUCCI包送给了她的小姑。对此我心疼不已。老婆说，这包我是不可能再背出去了，现在满大街都是CUCCI和LV，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背出去人家没准也认为我背的是假的。于是包就送掉了。
由此，我就可以验证韦波先生提出的心理学上的“社会基本心理需求理论”。“社会基本心理需求”指的是一种最基础的社会心理认同感，其表现往往会通过物质来实现——尽管这些物质的所有者并不是真正很需要这些物质，或者说这些物质的存在对于所有者的生活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拥有这类“社会基本心理需求物质”并不可能体现出个性或独有的生活方式，但却能使拥有者在心理上自认为“至少”和社会同步，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会在心理上产生被社会所淘汰的潜意识危机感。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社会基本心理需求物质”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只有巴掌大的“红宝书”《毛 语录》。当年亿万人民都以手持一本红宝书为荣，但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却是文盲。从作用性上来讲，文盲是不需要红宝书的。其实，现在的女孩和40年前的女孩没有什么不同。1971年的女红卫兵最喜欢的就是军装和红宝书，2011年的女孩则统一看上了iPhone。当社会变迁时，象征社会的代表性物质也会随之变更。80年代初的青年把红宝书扔进了垃圾桶，录音机和自行车开始成为“社会基本心理需求物质”；到了90年代，“社会基本心理需求物质”变成了寻呼机和随身听……
当“社会基本心理需求物质”的载体转变的时候，这个物质就再也无法唤起人们的追求，我老婆的GUCCI包被“下放”即为明证。可以预想的是，我给我老婆买的iPhone在一段时间之后也会丧失“社会基本心理需求”的作用。
说到底，iPhone就“实际功能”而言，和文革时期的“红宝书”是一样的。“拥有这玩意不代表你的时髦和品位，但没有这东西，别人一定会认为你落伍了。”其实这句话就是“社会基本心理需求论”的最通俗浅显的解释。
理性一点的话，现代“红宝书”iPhone也就没有市场了。
标签： 苹果手机录音功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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