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的复仇》大约有两个主题，其一是性侵，其二是母爱。关于性侵一类，近几年似乎是个很热的话题，从韩国电影《熔炉》、《素媛》，美国电影《聚焦》、《神秘肌肤》，到17年中国的《嘉年华》，都不遗余力地探索在该主题下隐藏的关于人性的扭曲、欲望的膨胀、家庭的破碎、教育的失败、法律的疏漏、社会的不公等命题，每出一部，都会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石子掷下，湖里会泛起涟漪；木槌撞击，晨钟会响起铜鸣；但是恍若彼时惊涛骇浪汹涌，枪林弹雨流窜，似乎石子和木槌的努力，亦是惘然。
与性侵主题紧密相连的，除了个体的惊慌无助，还有家庭成员在冲击面前的反应，这时候父爱母爱的主题往往会被大肆渲染。前文提及的《以女儿之名》主要是歌颂父爱的：女儿被其后父先奸后杀，为了抹除证据不惜从棺塚里盗走其盆骨，父亲为了给女儿讨回公道打了30年的官司，真的从青年奔波至鬓发斑斑。除了这条以时间长度浓墨重彩书写出来的父爱主线，影片还穿插许多发人深省、引人喟叹的情节：拥有幸福家庭却二度出轨的妻子、面对确凿证据却仍相信后夫没有侵杀女儿的母亲、一度只专心于事业却花费三十年为女儿打官司、失去第二次幸福婚姻的父亲、被权势所吓倒却被父爱所感动的律师······
相较之下《一个母亲的复仇》中的母爱主题似乎没有《女儿》中呈现的那么好。首先是时间上，母亲的复仇时间大约在一个月内，因为影片开头母亲在饭桌上说过：“孩子们快放假了”，因此请爸爸规划一下假期旅游的路线。影片的结局恰好是妹妹放假了，一家人一起去库里夫度假。其次是难度上，《女儿》的父亲和阿南德一样，还是寄希望于法律和正义，当法律存在漏洞时，吊死在一棵歪脖子上的缺心眼儿造成的后果就是用青春和年月来陪葬，戴维琪的做法虽说是不正义的，但是人在愤怒失望到极点的时候理性常常便沦为狗屁了，动用私刑、自封为裁决的神，无疑是最快捷最解恨的方式，跟《暗黑者》系列中的darker一样，略过法律，根据直观的道德伦理、是非黑白进行裁决、审判、奖惩。这种民间的、个人的正义是否能取代法律的正义，情与法之间的分歧该如何取舍，这类的命题在这里暂且不谈论了，今日想谈的，是关于阿丽娅和戴维琪这对母女在这个事件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的畸形关系。
据称阿丽娅这个事件是有原型的，来源于印度“黑公交事件“中的医学院女学生的遭遇。但是原事件中懂事、独立，出身自穷苦家庭的女学生却置换成任性孤傲的富家女阿丽娅，人物的设定使得影片发人同情的指数直线下滑。阿丽娅不能在亲生母亲的呵护下成长着实是一个可怜的点，母亲是离世还是与父亲性格不合影片中也没作交代，若是前者必然是加深阿丽娅可怜的身世，若是后者母亲也是性格存在缺陷又没能肩负起照顾女儿责任的人，阿丽娅对其念念不忘以致伤害真心待她的继母，可就有些理亏了。
再来仔细看阿丽娅是如何对待继母的，影片中三个细节：
第一个是课堂被训斥事件，戴维琪大公无私训斥违反校规、带手机入课堂的阿丽娅，作为老师而言是无可厚非的，纵使阿丽娅的自尊心有些受伤，却也没有发怒的理由，到了傍晚在家庭餐桌上完全不正眼看母亲，讽刺父亲说：“你什么都得听她的是吗”，这些行为都只显示出阿丽娅的小肚鸡肠，但是作为孩子，还是可被原谅的。
第二个是学生拜访事件，戴维琪以往的学生来家中拜访，趁机夸奖一下戴维琪常常提及的“大女儿”，可见戴维琪是将阿丽娅放在心上，时时挂在嘴边的，然而客人走后，阿丽娅继续给戴维琪摆脸色：“不要在别人面前提起我”，言下之意——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你不配说我的名字。倘若是自卑谦逊的女孩，倒是可以理解她反感父母在外人面前无端的吹嘘行为，但是从阿丽娅在酒会上的自在和骄纵的行为来看，她是享受她人的赞美和瞩目的，她的反感仅仅源于她对戴维琪的排斥和厌恶。她所说的话，于戴维琪一个母亲而言，是足以令其伤心欲绝的。讽刺的是，之后替阿丽娅向保安巴布拉姆施行报复行为的，竟是戴维琪和这两位登门造访的学生。也不知该说是阿丽娅太幸运，还是她身边的人太善良。
第三个是医院见亲事件，阿丽娅遇难后在医院疗养，戴维琪痛哭欲绝，询问阿丽娅事情缘由，阿丽娅却不予理睬，直至父亲出差回来，阿丽娅才有见到亲人的感觉，痛苦地向父亲哭诉，还责备戴维琪在课堂上伤了班迪的自尊心，他才会在施暴时讽刺阿丽娅：“打电话给你妈妈。”母亲之外，她对待父亲除了亲近一些，也是始终摆出索取的姿态，夸赞父亲帅的下一句，往往是想要有一个手机、旅游、或是得到外出的应允。对待班迪的求爱，阿丽娅回绝时的态度也是十分无礼充满嫌恶的。
影片自始至终，似乎也没有提及阿丽娅在学业上的成就或是在艺术上的才华，因此阿丽娅的优点似乎也就只有美貌和财富了。所以阿丽娅即便拥有可怜的身世（说实在到底哪里可怜了，有吃有喝，有房有车，有爹疼有后母爱，比《何以为家》的赞恩好太多了），她的任性骄纵、罔顾她人的善意也冲淡了观众对她的同情。
再来看阿丽娅在遇难后的表现。
电影《素媛》中的罹难者只是一个在上幼稚园的孩子，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件事是自己给警察和医院打了电话，因为考虑到爸爸妈妈可能在忙，她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当知道裁判结果时，她担心爸爸会在法庭上做傻事（凶手只被判了几年，出狱时素媛还没有十八岁，爸爸要自己杀了他），素媛紧紧抱住爸爸，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要爸爸毁了他的人生。相较于素媛，阿丽娅已经是个可以化妆、上酒吧的较为成熟的高中生，她遇难后被丢弃在水沟里，丧失了意识，固然是没办法打电话自救的，但是醒来之后她埋怨母亲，除了把自己闷在房间里，没有为争取自己的公正裁决作出半点努力。
素媛因为年纪太小遭遇性侵，损害了生殖器官和泌尿系统，从此以后都要带着一个外接的盛便器；但是阿丽娅在短时间就恢复了身体的健康，精神上的负担应当是比素媛少得多的，但她始终除了消极再无任何行动。我不能说阿丽娅的遭遇是不可悲的，也没有资格剥夺一个被害人悲伤消极的权利，更不能指责她没有打满鸡血地去为自己为社会上其他遭受相同悲剧的人伸张正义，但是电影为了主题的诠释和升华，为了主角的光环和伟岸，它有时总少不了夸张、衬托手法的运用，尤其是相较于小小年纪的素媛，阿丽娅的人设着实是苍白无力的。
事实上对于遭受性侵的人来说，坏人有没有受到裁决对于他们心理的修复并非是最大的安慰，社会不公正的指责、自我的难以接纳，才是他们恢复心理健康的最大敌人。素媛在遇难后，跟妈妈抱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帮叔叔撑伞，但是没人表扬我，反而责怪我。”同时罪犯的施暴在素媛身上留下了肌肉记忆，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恐惧异性，即便是最喜欢的爸爸也要带着可可梦的头盔才能和素媛接近，她害怕同学们嘲笑她带着个奇怪的袋子，讨厌自己身上沾着屎尿的气味，不知道该如何与人相处、如何自处。反观阿丽娅，她无疑是不幸中的大幸，遇难后快速恢复健康，没有人责怪她深夜外出、待人无礼，得知罪犯没受到裁决时，她曾声嘶力竭地呐喊，也在浴室里不断地抓破自己的皮肤，却不知是出于对自身的不满，还是对于罪犯无法入狱的愤恨。得知巴布拉姆被截了下体、瘫痪在床时，她恢复了一点生气；得知班迪和迪万入狱中毒的消息时，她的心情轻松极了，跟父亲索要度假旅行的诺言兑现；当得知一切都是戴维琪所做，当目睹戴维琪亲手枪杀了贾根时，她终于喊了戴维琪一句：“妈妈！”
所以说，戴维琪赢得一句“妈妈”的奖赏，首先得付出违背法律、杀人害命的代价是吗，影片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是倍感尴尬。母爱的伟大，没有因为女儿的狭隘更显示出光辉，反而显得有些愚，有些哀，有些滑稽。
戴维琪的扮演者希里黛玉号称是印度的国宝级女星，18年2月辞世，《一个母亲的复仇》是她在世的最后一部作品。作为生前最后的代表作，《母亲》显然具有非凡的意义，但是该片似乎没能成就希里。希里的演技自然是无可挑剔的，作为老师的威严、作为母亲的慈爱、作为妻子的贤淑，她都诠释地入木三分；找不到阿丽娅时的惊慌、得知阿丽娅遇难时的悲痛、复仇时的决绝和狠辣，她都表演的绘声绘色。表演本身是完美的，但是人物本身的灵魂是空虚的，她作为母亲的这一系列复杂浓厚的情绪，找不到足以支撑的东西。
戴维琪是一个伟大的为女儿复仇的母亲，通过对犯人处以私刑、极刑，冲破法律的桎梏，不顾自己的安危，仅为了替女儿讨回公道，帮助女儿恢复精神上的平衡。所以她因替女儿复仇而伟大，因替一个非亲生的女儿复仇而更显伟大，因替一个不断讥讽自己、不接受自己的善意、不叫自己一声“妈妈”的一个非亲生女儿复仇而更更更显得伟大，伟大到，有点像个傻逼？
影片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挑战法律的权威对犯人施加私刑，《熔炉》结尾处小男孩无计可施，最终将犯人推倒在铁轨上和他同归于尽的做法是令人扼腕的，与其如此不如让好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更让人泄愤，事实上近些年《延禧攻略》、《暗黑者》系列的爆红，一定程度上也透露了公众摒弃所谓的隐忍美德，追求“快意恩仇”人生的心理。影片的漏洞在于她给了戴维琪一个母亲的身份，然后就以母爱的名义对其进行绑架，无论女儿是否有血缘关系、无论女儿是否乖巧伶俐、无论与女儿是否有感情基础，她作为母亲，就必然无限度地理解包容，必要的时候，还要冒着违背法律、打乱人伦、连累他人的危险，仅为了给她出一口恶气，最后的奖赏是赢得她的一句“妈妈”的称呼。这个女儿可能就是传说中“一言值千金”的主。再退一步说，阿丽娅出于对生身母亲的忠诚，可以拥有拒斥后母的爱的权利，但是一旦选择了冷漠，便也同时失去了享有戴维琪爱的资格，当她得知戴维琪为其所做一切后，第一反应应是愧疚，而不该是享受所有。如果戴维琪这样的母亲才配称得上伟大，那么要这样的伟大何用？这样伟大的母亲，也太过可怜了吧？
母亲历来是文学上津津乐道的伟大形象，冰心为母亲写诗，为其颂歌。然而张爱玲之后，母亲的形象被狠狠地拉下圣坛，长安的母亲亲手毁了她的婚事，九莉的母亲赌光她的奖学金、怀疑她用身体换金钱。心理咨询师丁锐在接受易立竞采访时，说道：“血缘不会让我对母子关系感到天然的亲近，而会感到极端地反感。母亲和流浪狗的地位相差云泥，而母亲去世时，我没有留一滴泪，却为流浪狗哭了一个多小时。”只因为母亲是个生命力极旺盛的女人，手脚伸得太长，锁住了他的脖颈，犹如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儿子的房内事，她悉数掌握，当作笑料说给街坊领居听。由此可见母亲的内涵不是单一的，固然有伟大博爱令子女尊敬的母亲，也不乏自私冷酷受儿女憎恶的母亲。母亲的形象取决于其行为，而不在于“母亲”的称谓。
从语言的角度看，“母亲”一词也不过是个能指符号，所指的内容是社会大众约定而成。在语言的最初，母亲也许仅指生育有婴儿的女性，没有道德内容、家庭义务，在语言的最初，母亲不必然伟大、不必然深沉，是俞敏洪类“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这个国家的堕落”的话语，对女性、母亲一词进行了太多的绑架，“母亲”才由最初的窈窕少女，演变为如今步伐沉重的苍苍老妇。
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一位同学分析《小团圆》中的母亲形象，老师问：“你怎么看九莉的母亲偷看女儿洗澡的举动？”（就是前面所提九莉的母亲怀疑她跟男老师有苟且关系，男老师才给她奖学金，偷看洗澡是为了验明九莉是否是处女）同学的回答我有些忘了，但是老师的补充却印象很深：“有多少人在理解母亲之前，首先把她看成是个人，有私欲有爱憎的普通人，然后再把她看成是母亲？”
是啊，当我们对着父母高喊着纪伯伦那一句：“你的子女不是你的子女，他首先是他自己”时，我们何尝能反过来替父母申诉一句：“父母首先不是父母，而是一个普通人，有他生而为人的局限，有他存活于世的无奈”。
我们当然也可以再反驳一句：“我又没有让父母生我，父母既选择了生儿育女，便该负起养育的责任。”诚然，父母不该在生下孩子之后便毫无责任，《何以为家》中的赞恩，他说他长大后的回忆，只有“暴力、虐待、侮辱、殴打，被铁链锁，被水管浇、被皮带抽”，听过最亲昵的话是：“给我滚臭小子”、“走开混蛋”，“本来以为长大后会长成一个好人，会受人尊重、有很多人喜爱，但真主只想我们像地毯一样被人踩在脚下”，因此他要控诉他的父母生了他。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所应承担的抚养教育的义务，是法律的规定，也是人伦的自觉，但正如孩子呼唤父母给予他们自由一样，子女和社会也不该以“父母”的名义绑架对方，尤其如戴维琪这样尽职的母亲，阿丽娅更不该用任性来挑战她的底线，用厌恶要回应她的善良。
抛开子女父母的标签，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公平地说，在法律义务之外，双方都应付出相应的努力，母慈才能要求子孝，反之儿女要懂得回馈善意，父母才有动力不断地付出和给予，这样的代际关系才能健康长久地维持，而不至于沦为畸形。
文末点题一下。
阿丽娅，拜托你放过戴维琪。
求求你，放过你妈，别用“母爱”绑架她！
标签： 奴隶少女希尔薇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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